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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3-11-13 21:09:23 阅读: 来源:电磁炉厂家

听戴汝为讲钱学森的故事

戴汝为 195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毕业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现任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1982年在美国普渡大学电机系作访问学者。长期从事自动控制、模式识别、人工智能、智能控制及思维科学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发表《智能系统的综合集成》等学术专著5部,学术论文180余篇。曾任国家“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专家组副组长、国际句法模式识别委员会委员、欧洲《Signal Processing》杂志海外编委,现任中国自动化学会理事长、中科院技术科学学部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控制科学与工程专业委员会召集人之一、中科院自动化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智能系统与智能技术国家开放实验学术委员会主任、《模式识别与人工智能》杂志主编等职。并受聘为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北京师范大学信息学院的兼职教授,以及中国科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三十余所大学的名誉教授。

钱学森 浙江省杭州市人,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5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留学,翌年获硕士学位,后入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从事应用力学和火箭导弹研究。1955年回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长、院长等职。第三届中国科协主席,第六至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共第九至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高级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名誉主席。1956年提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最先为中国火箭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协助周恩来、聂荣臻筹备组建火箭导弹研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6年10月任该院院长。此后长期担任我国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并以他在总体、动力、制导、气成型机动力、结构、材料、计算机、质量控制和科技管理等领域的丰富知识,为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957年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9年获小罗克维尔奖章和世界级科学与工程名人三通阀称号,1991年被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模奖章。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同学们,你们好!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到宁波大学跟在座的那么多同学一起交流。一方面谈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做人、做事、做学问;另一方面,谈谈我自己的感受。相当长的时间,我都是在跟学生打交道,我有好些比你们大一点的研究生。我很愿意和同学交流,有些什么想法大家交换交换意见,那样应该是很好的。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是钱学森先生的一些事迹,这些事迹不都是从报纸上能够看到的,是通过我跟他的接触,或者在共同做研究的过程中,对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在做人、做事、做学问方面的体会。

1955 年,我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那时,科学院刚刚成立了一个力学研究所,我就分配到了那里。那个力学研究所很有意思,科学院当时已经定下了所长由从美国返回的钱学森钱先生来当。那时候所刚建立,没有党委会,力学所的领导就是我们宁波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朱兆祥同志,是朱兆祥同志到深圳把钱学森先生接回来的。那是早期的“海归派”,当时有很多很有名的科学家从海外归来,我就不细说了。力学所刚成立的时候,虽然是白手起家,但所里有十几位的“海归派”。分配到那里的大学生只有四位,领导经过研究,给我们每个人分了一个导师,我被分配为钱学森的学生。

我要讲三部分的内容。首先跟大家介绍的是钱学森的爱国主义思想,对于这一点报纸上讲过不少,我从我的感受再穿插一些我在力学所的情况。去年刚好是他九十岁生日。在这之前,出版了一本《钱学森手册》。这本书的影响非常大,是钱学森科学精神的一个体现。我估计同学不大能看到,那是根据他的手稿出的一本很厚的书,里面体现了他做学问的一些精神。当时报纸上登了很多材料,有些材料是我了解并经历过的。这个我准备在第二个问题的时候讲一讲。第三,大家都知道他对“两弹一星”的贡献,在我们国内可以说是家喻户晓,都知道钱学森是搞火箭的,一些杂志上愿意用“中国的火箭之父”来形容他。到后来,“两弹一星”的工作做得差不多了,他年龄也比较大了,开始做另外一些研究,这些研究在国内了解的人很少。我今天趁这个机会讲讲他在做事、做学问方面的一些情况,以及他对科学技术方面,尤其是一些新的科学技术方面的贡献。

首先,向大家介绍的就是钱学森的爱国主义思想。

钱学森作了所长之后,在中关村的第一件工作是讲授他的工程控制论。1954年,他在美国出版了一本书,就是《工程控制论》,这本书是在美国当时不让他再参加一些火箭技术方面的机密工作的情况之下所做出的一个新的学科的研究成果。当时他讲课,大概有二百多人来听他的课。我和另外一个人整理他的讲课笔记,然后发给大家。当时是初出茅庐,什么事也不懂,一看能和一个国际上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在一起工作,有机会学习他的著作,我当然很兴奋,但困难也很多。我在北大三年,在清华一年,大学期间一点儿英文也没有念过。钱先生从美国带回两本原版书,有机奶因为要整理笔记,他就把其中一本书给我看,我能够参考的东西就是他带回来的那本书。

这里头很有意思。他给我们讲工程控制论的课,有一点大家非常吃惊,他讲的完全是地道的北京话,没有一句英文。大家都觉得很不容易,因为他在美国呆了二十年,在美国东部的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硕士学位,在西部的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又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最年轻的教授职称,回国的时候43岁。我知道他在语言上是花了很大工夫的。他多次问别人某一个英文在汉语中究竟是什么意思。比如说“random”这个词,另外一个人就告诉他 “random”在国内叫“随机”,他为这个单词问了好些人。最后他讲课的时候一个英文也没有,令大家都很感动。当时在中关村周围有北大、清华、科学院的一些人,我在北大、清华也听过不少有名的教授的课,听过他的课的人都发现这位新来的所长确实有独到之处。北大的青年教师和同学说从来没有听过讲得那么好的课,这位科学家真不简单。他讲课的时候,能够引人入胜,从具体的讲起,又概括,又提高。而且,他讲课就是拿着支粉笔,不带书,粉笔字写得也非常清晰、规范。

我从他的秘书那儿了解到了他进入罗湖桥的一些材料。那次是从香港到祖国大陆,朱兆祥先生去迎接的,一到海关就围了上来。其中一个香港用英语问了一个问题,钱先生就说:“我想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解释说他只会讲广东话和英语。钱先生说:“我想普通话在中国用得很普遍,而你是中国人,应该学会讲普通话!”大家都笑了。这也体现了钱先生的一颗爱国心。

在美国的人总要把自己一部分的收入存入保险公司,以备晚年退休之后用。他一个人在美国参加工作的时候,别人好几次问他存了保险金没有,钱先生说一块美元也没有。他们都很奇怪,他自己倒觉得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说因为他是中国人,根本不打算在美国待一辈子。

钱先生最初在美国的时候,和几个朋友搞火箭,刚开始在加州理工学院搞的时候是很粗糙的。美国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学生的经济头脑是很强的,一些学生包括他的导师办了一个公司,动员他投资。而他的想法是在美国学成之后就回到中国为祖国服务。他曾经在1947年回国探亲,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曾托人邀请他回国出任上海交大的校长,当时他在国际上已经非常有名了,但他拒绝了。他后来说,在当时那种形式下,他不愿回来为国民党装点门面。当时国内正处于解放战争的过程,国民党还没有打垮。到了1948年,祖国的解放事业胜利在望,他就开始准备归国了。但美国政府扣留了他,和美国那些反动的人做了很大的斗争才回到中国。这里头的很多事情,在座年轻的各位可能不太了解,但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还是了解不少的。我再讲一段钱先生当时被美国当局拘留时被审问的情况,这里有一段检察官和他的对话。

检察官: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律师:这个提问对于澄清钱学森的案子没有直接意义。

法官裁定抗议不成立。

钱学森做了一下思考,回答说:我是中国人,当然忠于中国人民,我忠于对于中国人民有好处的政府,也就是敌视对中国人民有害的任何政府。

检察官:你所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检察官紧逼不放: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陈述清楚关于忠于谁的原则了。

检察官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

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

大气中的湿空气会渗透到箱体内

检察官穷追不舍: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学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毫不示弱:需要重新启动或重新设置参数时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检察官又说:那么你就不让政府来决定你所应当忠于的对象吗?

钱学森:不,检察官先生,我忠于谁是要由我自己来决定的,难道你的意愿都是美国政府为你决定的吗?

这下子检察官狼狈不堪。事后,美国在报纸上惊呼,被审讯的不是钱学森,而是检察官。可见,他的立场和他的工人的工作环境更友好爱国主义思想是十分坚定的。

在美国,正直的科学家和教授们都深信钱学森是无辜的,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竞相聘他为教授。最后,他还是接受了加州理工学院的好意并在那里任教,将自己的科研方向转向不带机密性质的理论工作,比如刚才提到的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等,不能也不愿参加美国的机密工作了。

钱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值得我自己和大家学习的。我专门查了一些资料。他回国以后,完全靠自己的工资生活,以今天的标准看,那时的工资是很低的,一级教授一个月300元多一点,而且是几十年一贯制。除了工资之外,他还有一些稿费收入,晚年也曾得到过较大笔的科学奖金。但他把自己这一生所得几笔较大的收入统统捐了出去。这包括:钱学森的《工程控制论》1958年中文版稿费(千元以上,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收入)捐给了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资主要技术指标必须符合有关方法标准对水泥压力实验机的要求用户在选择压力实验机时助贫困学生买书和学习用具;1962年前后,钱学森的《物理力学讲义》和《星际航行概论》先后出版,稿酬有好几千元。那时还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人人都吃不饱肚子。钱学森及其家人和全国人民一样,也是勒紧裤带过日子。但是,这么一大笔钱并没有使钱学森动心。当他拿到这两笔稿费时,连钱包都没打开转手就作为党费,交给了党小组长。1978年钱学森又交了另一大笔党费。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开始落实各方面的政策。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老先生原在国务院文史委员会上班,1969年去世。但因“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从1966年起就不发工资了。所以,钱均夫老先生在去世前三年未领到一分钱工资。到1978年落实政策时,给钱钧夫补发了3000多元的工资。然而,钱老先生已经过世,钱学森作为钱均夫惟一的儿子,自然有权继承这笔报酬。但是钱学森认为,父亲已去世多年,这笔钱他不能要。退给文史委员会,人家拒收,怎么办?钱老说,那我只有作为党费交给组织。所以,这3000多元也交了党费。其实,象这样的老科学家也不少,后来我看到这些情况也觉得真是不简单。因为那时候我翻译了《工程控制论》的三分之一,也拿了一点稿费,就贴补一点儿生活用了。

有一件事,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大概是在1991年,那时候我在国家“863计划”智能计算机主题专家组里做一点事情,当时在无锡开一个会,那次会里头有一位是我们国内《神州学人》杂志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开完了会,就在那儿闲聊。他发现我是翻译《工程控制论》的,就问我是否对钱学森有所了解。我说是,钱学森先生给我写过很多信,对我的研究工作有很大的指导意义。于是,他就问我要稿子,我说我这个人能力有限,不会写这类稿子。但是他老给我打,我就写了一篇,文章都已经排版好了,后来说不行。我给大家说一个事儿。1991年,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在国内之前还没有那么高的称号。他当时还在国防科工委,国防科工委就掀起了学习钱学森的高潮。但广播了两次之后就没有下文了,我到后来才弄清楚。钱学森问他的秘书,怎么这几天报纸上天天有说他的好话,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难道就没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声音?秘书想了一想就如实报告,说也听到一些不同的意见,有的年轻人说怎么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都落实到钱学森一个人身上了?当时,钱先生就说了一句话:“这个情况很重要,说明这件事涉及到党的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如果它完全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那我没什么可顾虑的,他们爱怎么宣传都行。问题是在今天,钱学森这个名字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所以我得十分谨慎。科技界有比我年长的,有和我同辈的,更多的则是比我年轻的,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科技事业做出了贡献,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别人的积极性,那就不是我钱学森个人的问题了,那就涉及到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所以要适可而止,我看现在应该画个句号了,到此为止吧。”然后,他就通知秘书把所有的宣传都停下来,他的秘书通知我把给《神州学人》的稿子给撤回来,但这让《神州学人》的很为难。后来,秘书给我寄了一张纸条,上面是钱先生给的说法,意思是类似回忆性文章都是在一个人死了以后才发表的。我一看,就只好把那篇文章给撤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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