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备战中国经济新常态dd-【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6 01:55:01 阅读：次来源：电磁炉厂家

外资“备战”中国经济新常态

图为上海自贸区外高桥集装箱码头。新华社

10月21日，国家统计局三季度宏观数据发布，中国经济再度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从7.4％到7.5％，再到7.3％，有分析认为，前三季度中国经济虽然呈倒V型增长，但幅度微小。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盛来运用“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稳中提质”概括了这种发展态势。他同时表示，国内外环境仍然错综复杂，经济发展仍面临困难和挑战。

的确，盛来运所言不虚。近期，中国经济中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现象已频频见诸报端:钢铁卖出“白菜价”、房地产业进入下行周期、经济增速减缓……有媒体将这些解读为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表现，它们不仅影响着外资机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预判，而且对部分外资企业而言已开始调整布局。

那么，在外资机构眼中，“新常态”究竟是什么？它是否意味着外企投资中国的“黄金时代”的结束？

钢材白菜价的尴尬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经济中的几大表现颇受外资机构关注，而这些机构首先将目光投向了钢铁。

目前，山东钢铁每股价格仅2元，这还是三季度以来一路走升的结果。股价低迷的背后折射出中国国内钢材价格一路下滑的现状:个别钢材品种销售价格降至每吨3000多元，相当于每斤一块多钱，与超市的白菜价格相差无几。

“钢材卖出了白菜价！”对体量庞大的中国钢铁产业来说，这是个不得不面对的尴尬问题。然而，这种对钢价近乎无厘头式的调侃，背后所反映的恰恰是中国钢铁产业供应严重过剩的沉重现实。

除钢铁外，煤炭、有色金属、建材、化工等过剩产能问题也成为外界观察中国经济走向的一个标签。“由于经济整体上的增速放缓，以煤炭为主的能源行业也遭遇需求增速降低的问题；能源价格的进一步走低将蚕食行业内企业的盈利能力并导致财务困难，从而进一步抬高其风险水平。木材与造纸行业虽然在今年年初形势乐观，但后期需求增长疲软导致其价格增长乏力。”全球信用保险公司科法斯亚太地区经济学家董一岳称，不过随着政府推动行业整顿，逐步淘汰落后产能，2015年以后这些行业供求关系应有所改善。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钢铁建材等价格的下跌和投入产出表的下降也反映出房地产和投资下滑所带来的影响。“国民经济里和房地产有关的行业加起来占比达到30％左右，也就是今年以来房地产下滑对整个经济的影响非常大。”

从70个大中城市房价指数情况来看，8月包括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在内的68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均出现下降，创历史纪录，上涨仅厦门1个城市。在房地产市场下行的大环境下，以价换量成为绝大多数房企的选择。

尽管9月底全国绝大多数城市放松了限购限贷政策，但从目前来看政策的刺激并没有明显效果。不少外资机构判断，就算购房政策放松有一定的刺激作用，但要想扭转房地产下滑的格局，想要带动一轮新的反弹还为时尚早。

在汪涛看来，中国经济将在房地产下行和政策不断调整抵消下行趋势的此消彼长的过程中走向“新常态”。

“GDP目标6.7％又何妨？”

究竟什么是“新常态”？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曾在2010年第40届达沃斯论坛上提出，世界也许再也无法回到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前稳定的“正常”状态，而将面临一个全新的“正常”状态。

2014年埃里安再次对“新常态”做了重新归纳总结:“新常态”概念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经济体不会出现类似此前普通的经济周期底部快速复苏（V型复苏），而是保持长期疲弱和高失业率。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是超高的杠杆比率、过度负债、不负责任的承担高风险和信贷扩张之后，需要花费许多年经济才能完全恢复。

对于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经济学家将其概括为内外红利衰退，从超高速向次高速增长转变；结构调整从吹泡沫到挤水分转变，实现有效益有质量的增长。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非健康的状态，不具可持续性。”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直言，“产能过剩伴随着环境污染的出现，贸易顺差的增大掩盖了内需乏力，竞争力下降。由于负面作用已大于正面作用，中国经济需要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换挡，寻找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平衡点。”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毫无疑问，部分改革确实短期而言对增长有负面影响，比如淘汰产能过剩、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以及引导房地产市场回归健康等等，因此改革步入深水区需要容忍一定增长的下调。此外，以往过度看重GDP目标导致资源浪费、环境破坏、甚至地方政府无序投资的增长模式也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因此，当“GDP目标6.7％又何妨？”被提出时，得到了不少外资机构的认同。沈建光认为，落实改革与应对国内外复杂环境，需要在设定GDP目标中引入底线思维。近年中国增长从两位数回落至个位数，即便当前经济跌至7.5％以下，只要根据不爆发大规模失业与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底线，可谨慎尝试。

中国发展轨迹超越西方认知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过去30年里坎坷不平的发展道路上，每当中国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悲观者均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但总是无法正确预测结果。星展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梁兆基指出，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中国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而招来了西方国家一连串质疑，因为当时美国对正确改革方法的盛行观点是“休克疗法”，但中国却打破常规在温和的措施下繁荣壮大起来。

现在，中国再度面临挑战，容忍一定程度的增长让位于改革已是高度共识。中国领导人也曾在各个场合表态今年7.5％目标其实可上可下，并非绝对目标。

基于此，多位外资机构经济学家预判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接近7％是大概率事件。不过，在他们看来，7％还是7.5％只是一个数字，与发达国家相比这已算是较高的增速水平。当前形势下通过改革提升经济弹性，并保持政策定力，戒除对强刺激的依赖，有助于中国更好适应经济“新常态”。

比如，花旗中国零售银行研究与投资分析主管邱思甥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实际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弹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然下滑明显，但下滑的程度低于房地产投资；房地产投资约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份额的20％，比过去最高时约占50％已显著下降，这实际上反映出调结构在见效，只是不会太立竿见影。

“如果与日本当年经济年增速骤降数个百分点相比，中国现在的经济增速无疑是一种软着陆，但政策层面应当避免的是下猛药或休克疗法，对于经济领域的问题，慢慢调养体质，用时间换取空间，应该是最合适的。”邱思甥认为。

“尽管一切需要时间也需要顶住压力，但就业和金融稳定无疑是左右政策走向的两大关键变量，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一年政策走向和应对方式。”汪涛认为。

改革动了很多人的奶酪

任何重大的变革绝无可能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轻易完成。增长一旦放缓或“正常化”便会让投资者感到不安。梁兆基坦言，中国的改革计划绝大部分涉及与强大利益相关方的正面交锋。比如城镇化和土地改革将影响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国有企业改革将削弱企业的垄断低位；利率自由化将蚕食地方银行的利润。

即便是外资企业也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去“超国民待遇”化的背景下，调整资本布局。通用汽车把国际运营总部从上海转到新加坡，淡水河谷驻上海办公室的一位前员工告诉记者，淡水河谷逐渐将业务重心外移，目前亚太总部设在新加坡，上海办公室名义上还是中国区总部，但基本等同于后台部门，只负责跟单，签合同和结算都在欧洲。

表面上看，美国经济强势复苏，10月底可能全面退出量化宽松，并且一度加息预期提前声音四起，美元开始较大幅度走强，使得国际资本加速回流本土寻找投资机会，加速了国际资本从中国流出。而实际上，由于中国经济增速已经下降到了7.5％左右，外资在华分享的蛋糕以及投资回报增速都在下滑，吸引力大大减弱。

中国美国商会近期公布的《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七年前中国是绝大多数会员企业的首选投资地，但目前已下降到20％。中国欧盟商会发布调查结果，三分之二的大企业表示在华经营越来越困难，一半受访企业认为在华“黄金时代”已结束。

对此，财经评论员余丰慧认为，外企、外资应该有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的思想准备，试图像过去那样享受超国民待遇，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加工成本谋取超额利润，依靠低廉的环境成本生产经营，甚至依靠垄断市场的强势力量，在中国已经很难行的通了。

巴克莱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常健表示，备受关注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对中国经济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待审批的措施将有助于改善中国的法律和秩序并减少行政干预和地方政府干预；严格标准的执法机关、有效的司法体制将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公正。这些在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减少腐败，从而降低企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运营成本。

与此同时，投资者和企业也将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增长可持续性抱有更强的信心。“黄金时代”是否结束不能仅仅看短期利益，改革的红利往往在几年后体现出超预期的成果。